他指出：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
[109][古希腊]亚理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页。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并决定了后来的历史文化的实际走向和轨迹。
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道德，所谓廉让生而争讼息（《汉书·食货志》）。[65][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44页。[⑩]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这一视角却缺乏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持温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态度。
所谓向内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自己的里面。因为好讼，他们的法律制度也相当完备和发达。而自《周易》被系以爻辞之后，它便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上九以刚阳之性，居讼之极，健讼而能胜。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笔者则比较赞同西周后期或更晚一些的意见。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上爻讲家道之成，总结家道之本。
又如《革》卦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周初三《易》并用，那时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最多只有卦辞，尚无爻辞。
再看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嬉嬉，终吝。其中出现了今传本《易经》的卦爻辞，也有了遇某卦之某卦的变卦形式。比照其颂皆千有二百的说法，如果当时的三易之法已有爻辞，《周礼》应该按照其论述体例说其爻辞皆三百八十四。所谓重作价值评估，是说在弄清《易经》卦爻辞本来意义的基础上，对其性质和功用作一恰当的评价。
卦辞的意思是圣人不贵听讼，而贵无讼。一、西周的文化背景与《易经》的形成 殷商重龟卜，亦兼用筮占，此风至周初亦然。[33] 《易经》的本质，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哲学）之书，其间分歧甚大。而《周易·系辞》所载大衍之数的筮法，详细介绍了如何遇某卦之某卦的占筮方法。
所谓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是说卜筮已经成为当时的王官制度之一。但两家之说果真可以折中吗？笔者以为，程颐所著《伊川易传》阐释易理，称得上易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筮人将命蓍之辞，依其卦爻，分别系列。处在类似情境中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应有的教诫。
淮夷在周的国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虽然传说周公为《易经》爻辞的作者，但周公并未采用筮占的方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句话的意思与《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意思是一致的。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程颐《伊川易传》更明确说：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而所谓折中，即折中二家之说。
……我欲兴戎为休美之举，我卜三龟而并吉。所谓观象系辞意味卦辞和爻辞是有卦象和爻象作为基础的。
意思是说，武王（一说文王）曾留给我大宝龟，用它可以了解天命，以定吉凶。……《周易》古经中有为筮事之记录也。
李镜池的思想改变是不彻底的，因此他的表述就不免自相矛盾。[6]《仪礼》十七篇中略记筮日、筮宅的占筮仪轨。
真正了解这个秘密的只有两种人：一是作《易》者本人，二是读《易》不信其筮、重在观其德义的孔子。其目的在显示休咎之迹象，指出是非之标准，明确取舍之途径。《蒙》卦上体为艮，艮为少子，表示幼冲，故六五称童蒙。完整意义的《易经》作为文本流传，其卦爻辞开始被引用是在东周以后。
三、《易经》是占筮之书吗？ 《易经》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元典之一。又，《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初爻强调家道之始在于防闲，二爻表家庭主妇的职责。《周易》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尚书·洛诰》篇记载，周公向成王报告建成周之事，如何通过龟卜为成周选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商文化有尊神尚鬼的传统，凡事有疑即占问天地鬼神。
王弼《周易略例》说：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这里的习，是因的意思。并且同时预设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各种信息。[35]《哲学研究》2010年11期。
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易经》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整意义的《易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殷商以迄周初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相吻合的。再看上九爻辞：有孚威如，终吉。
因此宋代郭雍说：自一卦论之，原始要终，上下不遗，为一卦之质也，卦名之义，名其质而已。，……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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